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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闲置流通计划2.0”汇聚了45位艺人及博主参与，人数是上次的近十倍，现场供货量突破2000件，同时引入了多种互动机制，包括旧物拍卖、以物换物、Remake手作工坊、领养机制等，强调“情感流通”而非简单消费。比如观众可以带来一件承载回忆的旧物讲述故事，0元起拍，所得捐赠公益；也可以以一本旧书交换一杯饮品。为了造势，刘美含团队在社交平台密集发布十余条预热视频，全平台铺排可见其对“破圈化运营”的预期与野心。

　　然而，回应的重心始终落在感性叙述上，对于舆论关切的核心问题——“商品是否存在定价虚高”“是否有假货流通”“现场组织是否混乱”等，刘美含只用一句“市集上出现了几个有纰漏的产品”一带而过，对于背后隐情语焉不详，观感上像在回避焦点。更令人诟病的是，回应中将批评归因于“我的疏忽和不完美”、“我和朋友们的善意被曲解”，这种潜台词暗示“问题不在初心，而在误解”，进一步激化了舆论的反感。配合如“我也不会被问题打败”“感谢大家的包容和支持”等高频情绪句式，被质疑为标准公关。

　　刘美含回应后舆情依然难以平息，背后真正的关键，是观众对“价值感”的失落。在多数消费者眼中，二手市集本身是一种充满“薅羊毛”期待的消费场景，消费者预期的是低价与偶得；而明星市集则叠加了情绪标签和人设符号，价格体系与心理预期容易错位。第一次活动的主要受众是刘美含的粉丝群体，情绪氛围友好。可当2.0版本出圈后，主力人群转为非粉路人，对他们而言参与的意义就是“捡漏实惠”。一旦诉求落空，转而集体发声的速度也远快于粉丝的护航能力。

　　2019年，刘涛则在《欢乐颂》热播期间上线了名为“安迪的衣帽间”的二手店铺，专门售卖剧中角色安迪穿过的戏服。戏服不仅价格亲民，还随商品附赠签名照，形成了剧集角色与现实消费的巧妙联动，也助力延续了热度红利。景甜也被网友发现在二手平台上低调出售部分闲置物品，从高跟鞋到日常配饰不等，商品描述中如“静待有缘人”等话语营造出佛系温柔的氛围。这一操作为其日后《司藤》热播、努力转型为“亲民甜姐”的阶段助力，恰好补充了其此前“高冷”形象的柔性一面。

　　在众多争议类型中，最具破坏力的往往是涉及“人情”的情感类舆论。2019年，“吴昕出售钟汉良送礼”事件登上微博热搜第一。网友发现，吴昕在二手平台以60元售出一只穿婚纱的大熊猫玩偶，标注为“已清理、85成新”。随后有人指出，该玩偶是钟汉良2013年录制《快乐大本营》时送出的定制礼物。类似情况也发生在综艺《五十公里桃花坞2》中。泰籍艺人尹浩宇送出的胶卷相机和INTO1实体专辑，被发现疑似由辣目洋子的助理挂至二手平台售卖，再次触发“情分变现”的讨论。

　　在面对因售卖二手商品引发的争议时，不少明星在回应中往往将问题归咎于“工作室管理失误”或“助理操作不当”，以此与自身形象保持距离。实际上，二手售卖行为并非简单的个人私事，而是一项需要团队全链条把控的对外沟通事件。从物品筛选、定价策略到内容包装和平台执行，每一步都关乎公众观感。能否选对物、定对价、说对话，背后考验的是团队对艺人亲民人设的整体塑造能力，以及对社交语境下大众情绪的拿捏分寸。一旦细节处理不到位，哪怕初心无恶意，也极易被放大为“人设破裂”的导火索。

　　在明星二手售卖风波频发的背后，工作室员工的角色往往是被忽视却极关键的一环。从曾黎工作室员工被指擅自出售粉丝送出的礼物，再到王俊凯工作室员工被曝在闲鱼上长期倒卖品牌方赠品，这类行为虽打着“处理闲置”的名义，但在送礼的粉丝心中无异于“好心喂了狗”。不过也有前明星助理告诉河豚君，粉丝所送礼物其实大多数都被归置到了工作室的仓库，“曾黎那件事你当然可以怪到是员工所为，但明星本人真的对这些‘礼轻情意重’的礼物多当回事吗，不可能的。”还有一种可能性，则是明星和团队形成了某种默契，明星用团队处置品牌赠品和粉丝礼物的权利，换取了对明星本人的忠诚，“古代内务府不也这样？”